1966年3月，四川石棉县，一位卧病休养的老人听见敲门声。门外站着一名戴黑呢帽的老同志，进门后没有寒暄，反而郑重地向老人鞠了一躬。老人愣住了，直到对方开口：“老哥，还认得我吗？”他才知道，来人竟是彭德怀。 一个元帅，为什么专程拜访一名普通老人？答案要从31年前的安顺场说起。 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大渡河畔。安顺场水流湍急，对岸又有敌军据守。蒋介石曾命令沿岸部队实行坚壁清野，毁掉房屋，转移粮食，处理船只，不给红军留下渡河条件。 当地有势力的地主掌握着不少房产和船只。他表面上答应执行命令，暗地里却舍不得自家产业，四处托人说情。后来，他让船工把船沉入水中，还偷偷留下了一条船，准备情况不妙时逃走。 这条船很快被红军缴获。船有了，问题却没有解决。大渡河涨水时，水势又急又乱，熟悉河道的船工都知道，稍有不慎，船毁人亡。更何况，对岸枪口正对着渡口。 红军挨家挨户寻找船工。最早站出来的，正是安顺场船工帅仕高。那时的他还很年轻，常年在渡口讨生活，对河流、礁石和暗涌十分熟悉。 起初，帅仕高也害怕。他听惯了敌军对红军的污蔑，以为这支队伍同以往的军队没有区别。红军找到他时，他躲在家中，从门缝里观察外面的动静。 门外的红军没有踹门，也没有强行闯入，只是耐心解释：“我们是红军，是来打倒蒋介石的。”这几句话未必华丽，却让帅仕高慢慢放下了戒心。 他看到，红军战士衣着破旧，有人连草鞋都没有，行军许久却仍然先想着百姓。红军还拿出自己的粮食，做饭给船工吃。帅仕高后来回忆，那顿饭让他吃了几大碗白米饭。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 帅仕高负责召集船工，并带着大家熟悉水势。参加摆渡的船工共有77人，他们要在敌军火力下往返河面，把红军送到对岸。船一靠岸，人员迅速下船；船再返回，继续接运后续部队。 危险很快出现。渡船行至河心，被一块尖利的礁石卡住，正好暴露在敌军射击范围内。船工们没有弃船逃命，而是跳上礁石，用肩膀和双手把船推开。枪声不断，他们仍咬牙坚持。 敌军撤退时，还向船工方向扔来一枚手榴弹。幸亏红军战士及时发现，迅速将其掷回，众人才躲过一劫。那几天，船工们反复摆渡，配合红军完成了大批人员的转运，安顺场也因此成为长征史上的重要渡口。 红军离开后，危险并没有结束。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当地，开始追捕帮助过红军的人。帅仕高的家人受到牵连，他本人也成了重点搜捕对象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离开故乡，四处躲藏。 此后多年，他隐姓埋名，在大凉山一带给人做工。长期生活在潮湿、烟熏的环境里，他的一只眼睛受到损伤。那段经历，他很少对外提起，甚至连许多熟人都不知道这个老船工曾经为红军摆渡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西南地区展开剿匪斗争。1950年代的一次行动中，部队在大凉山发现了一名衣着破旧、面容苍老的独眼老人。核对姓名后，地方干部才确认，他就是失踪多年的帅仕高。 消息逐级上报，也传到了彭德怀那里。彭德怀一直记得安顺场的船工，尤其惦记那个在枪林弹雨中帮助红军渡河的“船老大”。帅仕高被接回石棉后，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。 到了1966年3月，彭德怀在四川期间专程去看望他。帅仕高没有认出眼前的老人，彭德怀便说明来意。听到“安顺场”“渡河”等字眼，帅仕高才明白，站在面前的正是当年那支队伍的老首长。 帅仕高赶紧让座，彭德怀却坚持让他先坐。随后，彭德怀站在这位老船工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并说：“老朋友，这一躬，是我替当年的红军向你鞠的。” 临别时，彭德怀拿出30元钱和3盒香烟，托他收下。数额并不算多，却是对那段患难经历的郑重惦念。他还叮嘱当地干部，要照顾好帅仕高的生活，不能因为战事过去多年，就把这些船工忘在身后。 后来，杨得志、杨成武等将领也曾接见并宴请帅仕高。对这些将领而言，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客人，而是长征路上曾经并肩承担生死的人。 1995年，帅仕高在故乡去世，享年84岁。安顺场的渡口早已恢复平静，而那77名船工的名字和身影，留在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记忆里。 特别
